曾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

在20世纪初，有一位30多岁的青年学者在华夏大地上四处奔波。他身材不高，戴着近视眼镜；夏天穿件竹布长衫，腋下夹一个黑皮包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，以语言偏激而犀利、常有惊人惊世之语而闻名。他就是钱玄同。他之所以四处奔波，是为了约稿，或跟友人讨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。

在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，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，一位急先锋。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，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。

要说他的首功，在现代文学史上，有一个重大的功绩要归于钱玄同，这就是鲁迅的名篇《狂人日记》的问世。1918年，钱玄同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，他动员鲁迅给《新青年》撰稿。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就是钱玄同催促写出的头一篇作品，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。如众所周知，《狂人日记》不但是篇白话文，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，这也正是这个时期钱玄同的思想主张。

关于他向鲁迅约稿的故事，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为约请鲁迅替《新青年》写稿，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，一直聊到晚上十一、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。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“生根”，意即坐下不走，屁股生根。

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，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。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。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，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，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。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。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，写出了振聋发聩的《狂人日记》。

钱玄同是语文改革活动家、文字音韵学家、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、著名的思想家。他是浙江吴兴人，原名夏，字中季，少号德潜，后更为掇献，又号疑古、逸谷，笔名浑然。他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，称为疑古玄同。

他最早提倡文字改革，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，以主张废除汉字而名声大噪，也因此引来非议。他认为汉字难认、难记、难写，不利于普及教育、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，主张废除方块汉字。他倡导成立“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”，自任委员。在他参加的“数人会”的努力下，“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”制订出来，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（即教育部）正式公布，成为“国音字母”第二式（第一式是“注音符号”）。

钱玄同的语言偏激也是当时出了名的。1917年，他向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投稿，倡导文学革命，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，成为倡导新文化，攻击封建主义，提倡民主、科学的勇士。他提出“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”的口号，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。他在一篇《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》的《写作大纲》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，如用“国语”作文；规定语法之词序；小学课本、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；文章加标点符号；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；用公元纪年；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，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。

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，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他写过一篇《关于反抗帝国主义》的文章，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，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，一面用民主、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“唤醒国人”，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。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：“我再大胆宣言道：欲使中国不亡，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废孔学、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，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，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。”

他也说过“欧化”问题，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“欧化”，他对“欧化”的解释是“全世界之现代文化，非欧洲人所私有，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，比我们先走了几步。”

不过，钱玄同的偏激常遭人非议，钱玄同也承认，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，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。但这种“偏谬精神”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，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。他认为在搬动一张桌子、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，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，非有大力难开新地，非有坚兵难摧敌垒。

钱玄同晚年因外寇侵凌，常满腔孤愤，抑郁难语，“魂忽忽若有之，出不知其所往”。自热河沦陷后，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，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，彰显出他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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